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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南京省会城市功能

   中国的城镇化率已逼近60%,城市群已经成为推动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如何发挥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带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与中心城市战略不谋而合的是:近几年,“首位度”已经成为不少地方出台促进中心城市发展的热门词汇,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升南京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一段时间以来,南京如何提高城市首位度成为学界、坊间讨论的热点。
  城市扩容≠提升首位度城市首位度的概念最早于1939年由马克杰斐逊(M.Jefferson)提出,他将一个国家内人口规模第一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人口比值称为首位度,用来描述一个国家首位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影响力的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首位度的研究是以“实体”的城市为对象,而不是以行政区的城市为对象。虽然都是“城市”2字,但表达的内容常常不同,有的是指行政范围的城市,有的则是指已经连片建设的实体的城市。进行城市规模比较时要分清这两种情况,否则就会失去可比性,这一点我们不少学者进行中外城市对比时经常混淆,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以南京为例,按照国务院关于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到2020年中心城区常住人口670万,如果计算江苏省城市首位度,这670万是分子,分母应该是中心城区人口第二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常住人口数。
  我们要厘清对首位度的几大认识误区。一是认为首位度高经济发展水平就高。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较高的城市集中度对生产率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首位度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分散化发展终将出现,首位度会逐渐降低。以城市群为单元,人均GDP高的发达地区,有的首位度高,如京津冀城市群(3.09),也有的首位度低,如珠三角城市群(1.15);以省域为单元,人均GDP高的发达地区,有首位度高的如湖北(5.75),也有首位度低的如广东(1.12)、江苏(1.43);而人均GDP低的地区,同样也有首位度高的如云南(5.46)和首位度低的如辽宁(1.52)。
  这就说明首位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在一个完整地域,城市首位度的高低是当地自然资源禀赋决定的,有一定必然性。第一位和第二位城市规模之比是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首位度高低并不代表城市体系结构的合理或不合理,也不代表经济是不是发达。
  还有一种认识,是认为扩大城市行政区范围就能提高首位度。如前所述,计算首位度,统计的是中心城区的常住人口,而不是行政区范围的总人口。行政区范围扩大,中心城区的规模并不能因此变大(除非扩大的范围内已经有城市建设区和现状中心城区连成一片),扩大行政区范围并不必然能提高首位度。
  “首位度”不要陷于城市之争洋为中用是我们许多人在引用国际上的概念或者名词进行“国产化”之后的普遍做法。例如:英文urbanization本来是一个词,在国内就被分解成城市化、城镇化、都市化等不同的词。首位度也一样,本来是讲人口的比例,但是被很多人用来进行经济总量甚至商品市场销售额份额的比较,因此它被用来表述“科技文化”首位度、“城市功能”首位度等也就不足为奇。而实际上国内许多城市谈首位度,其实质已经不是第一和第二位城市人口的比较了,而是聚焦“首位城市”在所在区域所占的比重是不是更高,所起的作用是不是更大。首位度经常与“龙头带动作用”“辐射作用”“核心增长极”一同出现在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之中,反映出各地方提高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强在本区域内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国内许多城市提出了诸多提高城市首位度的措施。例如:上海提出立足“五个中心”;深圳把2018年、2019年都确立为“城市质量提升年”;杭州着力于城市品质、发展质量提升首位度。假如以上中心城市提高“首位度”的措施得到落实,也并不能保证其“首位度”一定能够提高。因为计算首位度,除了分子,还有第二位城市这个分母。谁都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或者人为地抑制第二位城市又快又好的发展。但上述城市通过不懈努力提高城市的影响力、辐射力,使城市在区域中人口、经济等比重进一步增加是肯定的,从这个角度讲,这些首位城市提高的是“中心度”。“中心度”是指首位城市在区域中各类要素所占的比例,这比“首位度”更能反映城市的“龙头带动”和“辐射”作用。
  因此可见,“首位度”的概念实际上已经被衍生了,更多的是表述城市发展的“中心度”“先进度”,城市高端功能的发挥、城市对区域的综合服务能力,而不再聚焦于首位城市和第二位城市的比较。
  大城市引领乃是发展大势
  国务院关于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南京是江苏省省会,东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行政区经济是我国的特色,以省为单元调配资源,提供生产性和生活性公共服务,省会城市(省的首位城市)率先发展引领全省是其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2019“一带一路”媒体与智库交流活动以“增添共同发展动力,促进各国民心相通”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如何打造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和“如何增进‘一带一路’文明对话”两大议题畅所欲言,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在18日下午举行的总结分享交流会上,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高岸明在致辞中指出,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刚刚落幕,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媒体和智库间的互联互通,是对沿线各国凝聚共识、互学互鉴、务实求真需求的热烈回应,为深化双边与多边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高岸明称,此次媒体与智库交流活动的举办契合“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发展大势,为各国媒体和智库开展广泛合作搭建了一个重要平台。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指出,“一带一路”不是个别国家的独奏,而是众多国家的大合唱。“一带一路”倡议如同一条拥有众多支流的涛涛大河,而每条支流都为这共商共建共享的大河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可以说,“一带一路”是建立在平等对话和互相尊重基础之上的全球合作新范式。
  “一带一路”媒体与智库交流活动参会嘉宾在会议结束后合影。 巴基斯坦议会参议员、巴中学会主席穆沙希德·赛义德表示,近6年来,“一带一路”框架下已有了许多成熟的项目和活动,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加入。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成功落实的缩影。这也反映出,该倡议能够为更多沿线国家的人民带来福祉。
  中国日报副总编孙尚武认为,媒体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表示,无论政策有多么宏大,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人身上。因此,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过程中,媒体要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尤其是人的故事。同时,媒体还应承担更多责任,不回避在倡议落实中出现的问题,用更加理性且更加有力的方式推动“一带一路”的发展。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各国的认知与认可绝非偶然,这是因其符合历史潮流,符合人类的发展规律,也符合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共同期待与诉求。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社长助理迪米特里·科谢廖夫则表示,平等、尊重,不把一种游戏规则、行为方式强加给他人,保留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多样性,正是“一带一路”倡议取得巨大成就并永葆生命力的秘诀。
  活动期间,中外嘉宾还共同出席了《引领新一轮全球开放与合作——国际民众眼中的“一带一路”》报告和《“一带一路”宏观政策动态监测评估报告(2018-2019)》的发布仪式。
  此外,嘉宾们还赴南京苏宁易购总部、江北新区规划馆、国际健康城、埃斯顿自动化机器人智能工厂、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和中华门瓮城等地进行了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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